白癜风遗传吗 http://m.39.net/pf/a_6172524.html1
随着新冠肺炎感染的人数越来越多，人们寄希望有一种新药的出现。
这一段时间，各类媒体也报出了大量的“神药”，中药、西药都有。并且出现了今天说有用，明天就说没用的矛盾现象。
只要有这样的矛盾现象出现，就说明所有的报道或者是研究都不存在科学性。因为科学的研究一定得不出一个草率的结论。
草率的结论得出来的永远都是“神药”，和跳大神神汉手里的香灰差不多。
二十世纪治疗措施公平试验的先驱者之一奥斯汀·布拉德福德·希尔指出，研究报告的读者需要得到四个问题的答案：
“你为什么开始研究呢？”，
“你研究了什么？”，
“你有何发现？”
“它究竟意味着什么？”
并且回答最后一个问题的质量尤其重要，因为一份研究报告的这部分内容最有可能影响治疗措施的实际选择和做出的决定。
比如，对于这次报道出来的“神药”，那么是否意味着新冠肺炎就能治了呢？
如果回答是有可能好，也有可能不好，因人而异，那就不能说这个药对这个病有效。因为也有什么药都不吃就好的。
后来，人们把希尔提出的四个问题叫做确定治疗因果关系“布拉德福德·希尔标准”。
2
奥斯汀·布拉德福德·希尔
奥斯汀·布拉德福德·希尔出生于年，英国流行病学家和统计学家，开创了随机临床分组对照试验。
希尔的流行病学家称号是后人给他的，当时他只是个统计学家。
希尔在年轻时得过肺结核，当时肺结核是没有办法治疗的，但他挺过来了。所以，他对这个病就非常在意。
年英国伦敦大学圣玛莉医学院细菌学教授弗莱明在实验室中发现青霉菌具有杀菌作用，年由牛津大学的钱恩、弗洛里及希特利领导的团队提炼出了青霉菌。
弗莱明实验室一个月所生产的青霉素，仅能供一个病人治疗用，因此如何大量生产青霉素便成为重要关键。
青霉素是英国人发明的，但大量生产是美国人做到的。
首先美国的研究团队设计出玉米浆培养液，可大量培养青霉菌，由原先的每毫升仅含4单位提升到40单位。正赶上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救治伤兵的需求。
有一天，研究团队的玛莉·亨特女士在伊利诺伊州的皮奥里亚市场发现一颗发霉的哈密瓜表皮长满青霉，她用这颗哈密瓜筛选出能大量分泌青霉素的菌株，其青霉素产量可达每毫升单位。后来威斯康辛大学研究人员利用紫外光照射菌株使它产生突变，使其产量提升到2,单位。许多研究团队纷纷加入菌种改良的计划，最后青霉菌已提升到每毫升可以生产5万单位的青霉素，使青霉素得以商业化生产。年，六千多亿单位的青霉素被生产出来。因此，弗莱明与钱恩和弗洛里共同获得了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之后，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的赛尔曼·瓦克斯曼教授在实验室又分离成功了更具有广普杀菌的链霉素。瓦克斯曼因此于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这时人们就开始用链霉素进行肺结核的治疗，奥斯汀·布拉德福德·希尔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半信半疑，他就想做一个关于统计学的实验。
医院合作，做了具有现代意义的第一次分组对照试验。
把得肺结核的个病人随机分成两组，一组55人，一组52人。
55人这组使用链霉素进行治疗，另一组静养。6个月后使用链霉素病人的生存率为93%，静养这组的生存率为73%。而病人肺部状况的改善率，使用链霉素组是51%，静养组是8%。这就证明了链霉素确实对肺结核有治疗作用。
当然，6个月的时间还不够，医院又进行了5年的试验，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链霉素+氨水杨梅能有效地治疗肺结核。
这次试验的一个特点是，完全没有依赖药理、病理上的分析，而是通过统计学的结果确定了一种药物的治疗效果。从此之后，对照实验成了药物临床实验的基本方式，并发展了单盲、双盲、三盲试验。音盲就是病人不知道自己是在做实验，医生知道；双盲是病人和医生都不知道。这主要是避免心理因素的主观影响。三盲就是病人、医生、试验方都不知道。
3
年，英国科学家及流行病学家理查德·多尔发现，年代英国每年因患肺癌死亡的人数只有几百人，而二战之后这个人数上升到了上万人。于是理查德·多尔就寻找患肺癌死亡人数增多的原因，他找到了奥斯汀·布拉德福德·希尔。两人起初推测罪魁祸首是新近普及的铺路沥青或是日渐增多的汽车废气致癌，但经过研究后发现所有病人的唯一共通点只有抽烟习惯。因为正是从一战到二战这段时间，卷烟开始大量工业生产，吸烟人数巨增。
理查德·多尔和奥斯汀·希尔的实验是从年开始的，医院的例男性患者进行了简短问卷调查，发现吸烟与肺癌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吸烟越多的人得肺癌的机率越高。这个试验是从年到年，但因人数比较少，时间比较短，还不具有结论性。
从年开始两个人又对英国6万名医生进行了跟踪问卷调查，这个过程进行了5年，一直到年才结束。结果显示验证了到年的试验结果，并得出了个挺可怕的结论：吸烟医生的肺癌年死亡率是不吸烟医生的40倍。
这个结果也把理查德·多尔吓住了，因为他也吸烟，他从此开始戒烟。
但是这个试验并没有停，一直跟踪调查到了年，年奥斯汀·希尔就去世了，前后经历了42年。这时大部分的调查对象也已经去世了，理查德·多尔也81岁了。
最后研究结果显示，英国平均每年有万人死于吸烟引发的疾病，其中万人死于肺癌，万人死于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终生吸烟者较不吸烟者平均寿命短10年；在60、50、40或30岁戒烟者，期望寿命分别增加3、6、9和10岁。
这一研究打响了英国乃至世界“反吸烟战争的第一枪”，两位科学家也被称为当代的“禁烟教父”。
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刘伯齐教授和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钮式如、杨功焕教授分别与理查德·多尔合作，在我国进行了万死亡人群回顾性调查和25万人群追踪性调查。两项调查均显示，在吸烟致死者中，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占45％，肺癌占15％，食管癌、胃癌、肝癌、脑卒中、冠心病和肺结核各占5％~8％。
理查德·多尔
理查德·多尔年去世，享年93岁。他在一次演讲中说，如果他不早戒烟，他的身体早就和他那些年调查的吸烟人一样，只剩下5%了（化成灰了）。
所以，想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并不容易，对于新冠肺炎的治疗药物也是如此，轻率的结论都是不负责任。
4
约翰·威廉·斯特拉特
早在一个多世纪前，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主席、瑞利男爵三世、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因“研究气体密度，并从中发现氩”）约翰·威廉·斯特拉特针对“布拉德福德·希尔标准”表示，有必要遵守这个原则：
“如果像有时所假设的那样，科学包含的只是辛苦积累的事实，那么它就像以往一样，很快就会停滞不前，被其自身重量压得粉碎。”
就是说简单的工作积累是不够的，然后他讲：
“因此，有两个过程同时起作用，新材料的接纳和旧材料的消化和吸收，这值得最大赞誉。但是恐怕并没有总是得到最大赞誉的工作，就是发现和解释工作的齐头并进，不仅要陈述新的事实，而且要指出与旧事实之间的关系。”
这一段时间，中国医学、病*学专家发表在世界顶级科学、医学上关于新冠肺炎的论文有66篇之多，从公开这个病开始平均一天三篇，但基本都是“发现”或“陈述新的事实”，连“解释工作”也没有，更谈不上与“旧事实之间的关系”。
疫情形势很严峻，但解决方案是急不来的，也许还会犯很多错，这都是正常的，更不能为了名声和赞誉而哗众取宠，“恐怕并没有总是得到最大赞誉的工作”，更不能为了利益乱喊乱叫。
有人会说，不吸烟的人也得肺癌。其实这是抬杠，啥病不得的人也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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