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季媛媛/文
肺癌是全世界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癌症之一，被称为“癌症头号杀手”。根据国家癌症中心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年，我国新发肺癌患者例数达73.3万，死亡例数60.0万，居所有恶性肿瘤之首。其中，80%以上的患者为非小细胞肺癌（NSCLC）。约75%的患者在发现时已处于中晚期，5年生存率较低。
好在近年来，肺癌治疗取得了很大进步，临床上新药研发不断，患者有了更多的治疗选择。近日，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肿瘤学会议之一的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年会顺利落下帷幕。此次大会公布了近期全球肿瘤方面的最新进展，包括多项经典研究的更新结果汇报。其中，肺癌领域公布的多项重磅研究结果备受瞩目。
中国胸部肿瘤研究协作组（CTONG）主席、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前任理事长，广东省医师协会会长、医院终身主任吴一龙教授对此次ESMO大会肺癌领域公布的前沿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和介绍，并重点分享了早期肺癌的最新治疗进展，呼吁进一步扩大医保目录覆盖面，不断提升肺癌创新药物的可负担性，为更多病患家庭减轻负担。
中国胸部肿瘤研究协作组（CTONG）主席、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前任理事长，广东省医师协会会会长、医院终身主任吴一龙教授
“把晚期的肺癌变成慢性病，今天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从年开始，我们又提出了一个目标，那就是把肺癌变成可治愈的疾病，随着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的进展，我们朝这方面迈开了一大步。现在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已经可以达到60%以上，而从今年的ESMO年会上，我们也欣喜的发现，ADAURA研究公布了近4年随访的最新数据，患者的生存率已经可以达到80%左右。这再次印证了奥希替尼在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阳性非小细胞肺癌辅助靶向治疗领域的不凡地位。”
早期肺癌治疗迎来突破
根据组织病理学特点的不同，肺癌可分为非小细胞肺癌（NSCLC）和小细胞肺癌（SCLC）。根据原发肿瘤的大小，肿瘤细胞是否发生浸润、侵袭、转移，以及转移的距离等，可将癌症分为I期、II期、III期、IV期，不同时期患者的存活率和治疗手段大不相同。既往，肺癌的临床研究更多聚焦在晚期（即IV期）治疗领域，针对EGFR、ALK和ROS1等基因靶点的靶向治疗药物的疗效与安全性已在晚期NSCLC患者中得到证实，成为了标准治疗方案，使得很多晚期NSCLC患者也获得了长期生存和更高的生活质量。近年来，聚焦早期（含I期和II期）和局部晚期（即III期）肺癌治疗的临床研究也在逐步增多，并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抗肿瘤药物临床合理应用管理指标（年版）》中强调：肿瘤患者开始抗肿瘤药物和抗肿瘤靶向药物治疗前，需进行病理诊断和病理检测，对于有明确靶点的抗肿瘤靶向药物，须进行相应靶点检测后方可使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可通过基因检测来确定EGFR、ALK、ROS1等靶向治疗相关基因的突变状态，根据基因突变情况采用相应的药物治疗方案。
吴一龙教授介绍，本次ESMO大会上有两大关于早期非小细胞肺癌研究的更新结果振奋人心，分别是探索术后辅助靶向治疗的ADAURA研究和术前新辅助免疫治疗的CheckMate-研究。“早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以手术治疗为主，术后做辅助化疗4-6个周期，但在过去的20多年里，患者辅助化疗的生存率只提高5%左右”。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辅助靶向治疗和辅助/新辅助免疫治疗的出现，使形势有了很大改观。
吴一龙教授表示，现在已经改变了过去的治疗策略，对于有EGFR基因突变的早期肺癌患者，我们会在术后使用辅助靶向治疗，而没有EGFR基因突变的病人，可以在手术前和手术后使用免疫治疗。
吴一龙教授表示，ADAURA研究与CheckMate-研究的最新结果充分证实了这一点：EGFR基因突变的早期肺癌患者通过奥希替尼术后辅助治疗，可降低疾病复发的风险，且能减少脑转移的发生率。经过差不多3到4年的随访，接受奥希替尼术后辅助治疗患者的4年复发概率较低。以及，术前使用纳武利尤单抗联合化疗治疗可手术的非小细胞肺癌，有部分患者在术后可达到肿瘤完全消灭。“这些结果也意味着我们朝着‘把肺癌变成可治愈的疾病’的目标又迈进了一大步。”吴一龙教授说。
早期肺癌用药可负担性仍待提升
早期肺癌诊疗迎来创新性突破的同时，提升患者的用药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仍是临床上面对的另一大挑战。
年发表在《中华肿瘤杂志》上的一篇报告指出，我国每年在恶性肿瘤上的医疗支出在亿元以上。年《柳叶刀》发布一项研究，肺癌、胃癌等常见癌症人均治疗费用为6.8万元/年。另外，《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显示，医院肺癌、胃癌、急性白血病等病种住院病人的平均医药费都在2万元以上。癌症治疗的经济负担之重，可见一斑。
对此，吴一龙教授认为，优质创新药应尽快纳入医保，但现有的医保目录还未完全覆盖患者的用药需求，“在肺癌治疗药物方面，当前的医保目录内药品适应症大多集中在晚期。早期辅助治疗适应症在近两年获批后的医保纳入问题实际上还没有彻底解决。”
这也是由于，医保考虑的方面会更多，比如药物经济学上的问题，即一款药用的是否值得。“简而言之，药物经济学会评估一个治疗方案、一个药物用上去之后，选取一个参照的治疗方案，是否能够节省后续治疗的相关成本以及不良事件管理成本、其它医疗成本等，综合下来让病人活过每一年所需要的费用是多少。”吴一龙教授具体解释道，以辅助治疗来说，早期肺癌患者术后如选择辅助化疗，通常8个月之后就会复发，而复发后的治疗费用是非常巨大的。因此从药物经济学角度看，只计算对比辅助化疗和辅助靶向治疗本身的费用是不合理的。
“如果把一个病人放在一段时间内，去比较他接受两种不同辅助治疗方案在这一期间的成本效果获益，辅助靶向治疗在药物经济学上的结果是更好的。今年发表的两篇关于早期肺癌辅助靶向治疗的药物经济学文章已经通过非常详细的证据来告诉我们，辅助靶向治疗的性价比、药物经济学优势是远远优于传统辅助化疗的。”吴一龙教授强调。
实际上，近年来，我国持续进行国家医保目录的谈判准入和更新工作，使得越来越多的优质创新药物被纳入医保目录。年我国医保目录进行了调整，在肿瘤领域，有超过50种抗肿瘤药被纳入医保，其中和肺癌患者有关的有7种靶向药物和2种免疫药物。当前，年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正在有序进行，肺癌作为我国“癌症头号杀手”，其突破性治疗方案会否被纳入新医保目录备受期待。
对于创新药物是否应被纳入医保，让肺癌患者在经济可负担的情况下得到更精准化和规范化的治疗，吴一龙教授认为应从多维度进行综合考量：一是，药物有效性。患者在使用相关药物后总生存如何；二是，药物安全性。如果药物*副作用很大，患者用了一段就要中断停用，那这种药物的评分就很低，相反，患者用药后副作用较小，这类药物就是优选；三是，患者是否需要长期用药。如果患者中间能够不用药，出现药物交替，这类药物具有较高的价值；四是，经济可及性。需要从药物经济学的角度衡量药物的价值。
对于癌症患者来说，创新药物以合理价格纳入医保，不仅可以为患者提供针对性、个体化的临床治疗选择，同时减轻了患者的治疗负担，对患者及医保总体支出获益明显，实现有药可医好药可及。吴一龙呼吁：“我们也希望，既然有这么好的治疗方案，我们国家医保应该尽量地把这类药物覆盖进来。当我们尽量地能够把所有的药物做到未来全过程的全覆盖后，我们才能够真正实现让病人活得更长、活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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